配资交易软件林毓铭：98年前白色恐怖下的临危授命

98年前白色恐怖下的临危授命

林毓铭

2022年，我意外地从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编撰的《红色故事》中的《李嘉仲：单枪匹马斗军阀》一文中，看到了“江西吉安、黄作楫”、“1927”几个关键词，我联系到了重庆市委宣传部，他们热情地告诉了我事情的大概。我决计追索传主黄作楫近百年前的故事，2025年1月，又意外地从网络上看到了重庆杨闇公研究会发表的文章《我国早期革命家李嘉仲》一文，看到了其中约200字左右披露了黄作楫及家人救助李嘉仲的大致经过。

1927年八一起义失败后，南昌国民党右派在清党运动中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在追杀八一起义人员的恶劣环境下，代表四川来参加南昌八一起义的李嘉仲身陷困境，身背通缉令加上脚上受伤化脓，远在异乡得到了同样身背通缉令的黄作楫及一家人最勇敢、最智慧、最无私的救助，让人泪目。

黄作楫1918年考取中国大学预科班，一年后因成绩优秀转入北京大学文学系，6年大学期间还留学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黄作楫非常活跃，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和工人运动。

1924年7月北京大学毕业后，黄作楫回到南昌，就持续活跃在江西南昌的政治舞台上，当年与方志敏等人创建了中共中央直属江西支部，系现在江西省委的前身。在1924年7月至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夕3年时间的国共合作时期，黄作楫担任了中国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江西省全省民政讨论委员会委员、南昌市政府委员、控诉法院监审处处长、江西裁判委员会委员、江西银行监察委员、南昌黎明中学教务主任（黎明中学为中共地下党秘密联络点）、朱德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政治教官。

编辑李嘉仲大约在1978年后写下的三篇获救手稿

在南昌八一起义失败后迅速南下的血腥背景下，黄作楫家中有亡妻留下的儿子，也有新婚的妻子和老人，与李嘉仲非亲非故的黄作楫为什么冒死救助遇难的李嘉仲？只有几个字可以解释，那就是“信仰的力量”。

从李嘉仲的手稿中，我了解了黄作楫救助李嘉仲的过程，结合黄作楫家乡多年老人们的传说和家人的口述流传，及村里走出去的一个知识分子多次返乡整理的历史记录（长篇五字诗），系统地梳理这生死救援的全过程。

李嘉仲作为四川政治(党)代表前往南昌协助起义，1927年7月30日凌晨到九江，在九江国民党中央办事处报到，7月31日随刘伯承等人一起乘车到达南昌，起义军暂时取得胜利后，李嘉仲到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并住在办公室内，参加了起义军事委员会的诸多会议，参与投票，撰写会议材料，包括受命拟写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9军副军长的任命书，李嘉仲成为南昌八一起义重要会议的参与者和决策者之一。

一、在白色恐怖的路途上辗转数月，黄作楫和李嘉仲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南下开始不久，在南昌抚河桥附近，李嘉仲数次摔跤后，摔破了表皮又跌落粪坑中，细菌严重感染，一、二天后造成脚面大面积化脓并开始出现溃烂的迹象，单独前行困难。按照八一起义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吴玉章的描述：当时部队“劳师远征，兵家之忌，又值暑天，骄阳似火。部队马不停蹄在烈日下南进，途中给养、饮水等操办得又差，疲惫疫病，造成严重减员”，鉴于此种情况，吴玉章要求队伍中无法长途行军的江西籍的知识分子（文职人员）就地返乡，减少无谓牺牲。

有几个江西籍文职人员离开了队伍，包括黄作楫和李嘉仲在内，吴玉章单独给了李嘉仲2百元钱，让几个江西籍战士路上照顾自己的老乡李嘉仲（当然这是客套话，除了黄作楫之外，大家并不知道李嘉仲的身份），吴玉章为什么安排四川来参加南昌八一起义的政治代表李嘉仲只身留在江西，他带着严重的脚伤，非江西籍，身为外地人如何在陌生的江西生存？吴玉章作为秘书长自然有安排，不排除吴玉章之前给黄作楫作了秘密交代。李嘉仲和吴玉章除了老乡之关系外，李嘉仲参加了八一起义多个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以及四川政治代表的身份和地位，可以说李嘉仲是八一起义的决策者之一，李嘉仲的安全不容秘书长吴玉章懈怠。

李嘉仲（解放后任重庆教育局副局长等职）

吴玉章（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多年）

共同行走了几里地后，几个江西籍战士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了黄作楫和李嘉仲，行走困难的李嘉仲急了，恳求黄作楫不要抛弃他，他那里知道，黄作楫临危授命，是吴玉章要求黄作楫陪同李嘉仲、并保护李嘉仲回黄家养伤的，吴玉章事先并没有将这种安排告知伤者李嘉仲，李嘉仲也许一辈子都不知道，在逃难的路上会碰上黄作楫这么一个大好人还以为是天公所赐。黄作楫很内敛，没有将自己受吴玉章之命的事情告知李嘉仲，同为知识分子，他怕李嘉仲过意不去或有思想压力。

己身背通缉令的李嘉仲需要搀扶着行走，南昌城郊大都是平原地带，搀扶着一个人在路上行走，非常显眼，很容易暴露目标。黄作楫带着李嘉仲在一户农民家先住下了，两人谎称是南昌心远中学的教师，因城里枪声大作跑到郊区躲避。在血风腥雨的背景下，这种谎话在郊区农民心中是站不住脚的，南昌城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心知肚明。

此处不能久留，黄作楫在八一起义前夕的国民党南昌党部担任执行委员并兼农民部部长，熟知一些农村社会关系，他将李嘉仲带到了另一个农民家里，其亲戚是南昌莲塘镇的乡长，利用这层关系，乡长将国民党清乡的信息通过房东转告黄作楫，让他们及时出外“赶集”，躲过了屡次清乡团拉网式的抓捕，这并不是李嘉仲手稿中所说的“幸运、恰好”，黄作楫是个聪明人，事前是做足了功课的。

在莲塘居住了一段时间，有这户房东的庇护，一方面让李嘉仲加紧治疗，另一方面寻求合适的时间返回吉安老家。在江西国民党高层的眼皮底下，南昌市郊目标太大，危险系数与日俱增。（据李嘉仲的后人写文章，在到处遭遇国民党抓捕的白色恐怖下，2人在江西南昌郊区的莲塘和向塘一带辗转躲藏了3个月左右，都很难回到距南昌200多公里外的吉安农村）

黄作楫阻止了李嘉仲欲经九江码头乘船去上海的危险想法，两人决定从南昌赣江码头乘船去吉安养伤，远离南昌城正在抓捕起义人员的恶劣环境，与去九江的长江渡口一样，从南昌城区赣江港口登船去黄作楫的老家吉安，也是下策，码头出入口处都张贴了缉拿南昌八一起义人员的布告，侦缉队四处活动，白色恐怖仍在疯狂地延续中。

在南昌城内最多只能冒险住上一天，黄作楫做出了不住低档酒店、也不住最高档酒店、就住原江西省政府旁边赣新酒店的决定，原南昌八一起义指挥部就在附近几十米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是一个极其大胆又冒险的决定。

两人天未亮动身就从莲塘镇潜入到南昌市区，赶到赣新饭店，黄作楫将之前留用的南昌市市长李尚庸的名片交给了前台服务员（八一起义前黄作楫是国共合作时期南昌市政府委员，有市长名片很正常），向服务员暗示来住店的李某某（李作楫）是李市长的朋友，上午当侦缉队进店检查时，让前台服务员高喊“李市长要李某某去家里吃中饭，早点去。”上午侦缉队果真到了旅社，前台服务员如法炮制，李嘉仲迅速离店“见李市长去了”，恰好两人都姓李，就这样，李嘉仲安全地度过了大白天。

晚上，侦缉队又到赣新酒店搜捕八一起义人员，李嘉仲因有李市长的名片作为庇护伞，赣新酒店又处于江西省政府附近，侦缉队没敢打扰李嘉仲，让他一觉睡到天亮。而隔壁的一个刚毕业于中国大学的大学生住店，却遭到了侦缉队长达2个小时的盘问和骚扰，店员们敢怒不敢言。

黄作楫不敢住旅店，北大毕业后他在江西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3年，怕被侦缉队认出来。他知道，若到南昌赣江码头上轮渡，背着通缉令的李嘉仲，很可能在码头就被逮捕。黄作楫决定以游客的身份，绕过赣江码头，向渔民租渔船去吉安。

黄作楫在赣江沿江一带找渔民租船，办事并不太顺利，国民党也加大了在沿江一带的巡逻，李嘉仲在旅店里面提心吊胆地度过了当日的白天和晚上。第二天，李嘉仲到约定地点与黄作楫会合，花90元租了一艘渔船，黄作楫与李嘉仲决定以旅游、采风的名义，数次登岸，不紧不慢，沿途的尼姑庵也上去看看，看似富有诗情画意，饱览一路风景，浪漫至极，其实是怕一路直行，渔船一路上不打鱼，引起水上侦缉队的跟踪与怀疑。逆水而行，从南昌到吉安一般要9天以上的时间。

殊不知，就在黄作楫和李嘉仲在南昌附近郊区辗转的时间里，黄作楫的父亲黄特生得悉八一起义失败后，南昌城血流成河的消息，心急如焚，连忙赶赴南昌赣江港口，潜入南昌城内，到处寻找黄作楫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是几天下来，一无所获。这个纯朴的汉子，陪伴黄作楫在南昌心远中学读书6年，除了2个女儿之外，黄作楫是唯一的寄予厚望的儿子，他悲痛至极、晚上在小旅店里蒙头痛哭。加上严重的眼疾发作，在回吉安家里的途中，神情恍惚，坠入赣江淹死，最终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二、回到吉安农村，保障李嘉仲的安全成为黄家人全家的第一要务

黄作楫的父亲坠江而死，噩耗传来，黄作楫一家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加上黄作楫自南昌八一起义后几个月下落不明，黄作楫的爷爷、奶奶更是伤心至极，有时忍不住嚎啕大哭。

黄作楫带着脚伤的李嘉仲突然回到了家里，正值深夜。

黄作楫的爷爷黄榆魁悲喜交集，黄作楫的同村堂弟黄天书闻讯来到黄作楫的家里，拿出了国民党缉拿黄作楫的通缉令，这是他从吉安县城撕下来的（八一起义后第二天，南昌城国民党迅速展开清查运动，黄作楫多天失踪，没回南昌市政府上班，被查后，国民党发了通缉令到黄作楫的吉安老家）。黄作楫的爷爷是一个秀才、贡士，也是家里说一不二的长辈，他从黄作楫的嘴里得知了李嘉仲的身份，也知道了黄作楫是受吴玉章之托，黄作楫的爷爷感到了前所未有过的压力，两个人两份通缉令，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啊。黄作楫的爷爷迟疑了近半小时，试图说服黄作楫给点钱送走李嘉仲，在黄作楫的坚持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老人没有再犹豫，决定冒险留下李嘉仲，儿子的需要、组织的安排就是天职。

李嘉仲当年隐藏在黄作楫家里的阁楼上，现在屋顶已经全部坍塌，作为文物暂保持现状

（作者2023年前往吉安唐福老屋村拍照）

两个通缉犯躲藏在家里，风险太大。黄作楫与爷爷商议之后，爷爷决定让黄作楫在外装疯卖傻。在外人看来，黄作楫因南昌起义吓疯了。黄作楫爷爷此招是为了减少清乡团的骚扰：一来可以保障李先生的相对安全；二来也可以避免黄作楫被抓捕。黄作楫爷爷自信，黄作楫是北大学子，当地无人不晓，他若疯了，自己也可以找人求情，吉安国民党政府多少会给一点“不抓”的面子。人疯了，至少还有人身自由，若被抓进监狱，再被押送到南昌，那就生死未卜了，李嘉仲也无法脱身，让黄作楫假疯是最佳的选择。

随后，黄作楫出现在吉安县城及唐福老屋村一带，衣衫不整、蓬头垢面、胡言乱语、捡地上的垃圾吃，被一群跟在后面的孩子羞辱，成了像模像样的“疯子”，村民都十分惋惜。黄作楫的母亲周秀芝也请来巫婆烧香拜佛，为黄作楫做掩护。村里人都在传，黄家的屋梁上有一颗隐藏的长长的马钉，只要拔掉，黄作楫的疯病就可以好转。

毕竟村子很小，语言互通有障碍，国民党的报纸上有通缉令，李嘉仲不可随意出门，吃喝拉撒都藏身在黄家的阁楼上。晚上偷偷出门上农村简陋的公共厕所，一群的土狗跟着后面吼叫，惊动村民也会带来危险，不能否认村里有国民党的眼线。

经过数次跟踪试探之后，久而久之，清乡团（农村叫清乡团、城市叫侦缉队）也相信黄作楫疯了，慢慢地放松了警惕。和黄作楫爷爷的判断一样，对于“疯”了的黄作楫，国民党吉安县政府对这个北大才子也确实没有太较真，但是这种危险因素并没有解除。

李嘉仲的手稿中，谈到自己多次看社戏、与知识分子聊天、到新朋友家里过年、过节、平静地读书等，似乎还过着悠闲的世外桃源的生活。李嘉仲的通缉犯身份，时时处处都要小心被人发现。而黄作楫在外的形象是一个“疯子”，李嘉仲的所有社交活动，事实上都是黄作楫及家人背后精心安排的。一是为了减少李嘉仲的孤独感；二是联络同志加强革命工作。

黄作楫的老家唐福老屋村，四面有两面背朝大片的竹林和松树林，林木茅草茂密，出门也容易躲避村里人，山上较容易隐藏，这为李嘉仲和黄作楫出外活动提供了方便。黄作楫的大部分亲戚中，李嘉仲似乎都去作过客。

三、李嘉仲伤势痊愈并安全返回重庆，这与黄作楫及家人的精心照料和精心谋划是分不开的

黄作楫的爷爷被清政府授予贡士，曾封有多个官衔，也是当地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家中藏书数百册，这在一个小山村是极为罕见的，李嘉仲一方面养伤，一方面精读了黄家的藏书如清朝著名学者顾炎武撰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两部大部头藏书，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放松。

由于江西吉安农村天气寒冷的原因，李嘉仲的脚伤在1927年的冬季和1928年的春季，一直在化脓，时好时坏。李嘉仲手稿中提到黄作楫的母亲经常为他洗衣服，也不排除黄作楫的母亲多次为他采摘草药和挤脓清理伤口。这个坚强的女人，在丈夫死于非命后，她更加挺起了自己柔弱的脊梁，儿子黄作楫的事情就是天大的事情，她全力支持。每次在清淤伤口时，黄作楫的姐姐黄鹤仙和妹妹黄凤仙，为李嘉仲送饭递茶。

李嘉仲委托其未婚妻从成都寄来绸缎被面送给黄作楫的母亲，黄母也回敬李嘉仲几十元钱让他花钱看社戏。

黄作楫的姐姐和妹妹与李嘉仲的年龄差不多，姐姐有了尚未过门的婆家，妹妹照料李嘉仲的生活多一些，直至解放后，黄作楫的妹妹还多次念叨“不知李先生怎么样了”、“李先生去哪了？”为了怕暴露，黄作楫当年交代过，谁都不要打听李先生的身份和名字，只称呼“李先生”。黄凤仙1975年去世，她为后人重复讲述过这段经历，黄作楫的女儿黄华梅2022年去世，也给我们口述过姑姑黄凤仙的家传故事。这些故事情节与李嘉仲回忆录的写作角度不同，充满着黄作楫一家对于隐藏通缉犯可能带来灭顶之灾的担心、焦虑与小心翼翼。

1927年8月，李嘉仲准备返回重庆，李嘉仲的全国通缉令并没有解除，随时可能带来被抓捕的风险。黄作楫是一个疯子身份，不便出面相送，他背地作了精心的安排，让自己的妈妈和妹妹先去吉安县城旅馆踩点，她们俩先住到了村里人在县城建造的免费的“居正试馆”，又找到了自己熟悉可靠的一家客栈老板，是村里人开的，她阐明了李嘉仲的身份，要他们全力保护李嘉仲的人身安全。第二天黄妻和黄作楫的妹妹来到了这家客栈，迎候李嘉仲。

果真在当晚就出事了，碰上吉安县国民党侦缉队查夜，李嘉仲的四川口音自然成了怀疑的对象。一个侦缉队员说自己就是四川人，先是说认识李嘉仲，听过他在四川某公园作过反对蒋介石的讲演；另一个侦缉队员再诬说黄作楫指挥绑架了吉安县城一个律师；还更无聊的是第三个侦缉队员先将自己的“自来德”手枪置于李嘉仲床上的被单下，再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被单下当众搜出“自来德”手枪，说是李嘉仲带了枪。这劈头盖脑的一系列莫须有的罪状，一下把李嘉仲给整懵了，作为年轻的知识分子，他确实没有见过侦缉队这么卑鄙无耻，并当场李嘉促被侦缉队绑了。

客栈女老板不忘黄作楫母亲的嘱托，勇敢地冲了进来，黄作楫的母亲和妹妹也跟了进来，与其他看热闹的住客一道，厉声谴责侦缉队的无聊行为，一是李嘉仲的手提包很小很小，放了几件衣服，根本放下了长长的“自来德”手枪，大热天手枪也无处可藏；二是律师被绑架是二天前发生在县城的事情，李嘉仲今天才从吉安乡下到达县城，完全是无须有的栽赃；三是李嘉仲要求四川籍的侦缉队员说出什么时间看见自己在成都公园演讲，结果完全对不上号，那段时间李嘉仲在不在成都。通过摆事实，一一戳穿了侦缉队员的谎言，所有的住客围住侦缉队大声斥责，唇枪舌战，坚决要求侦缉队解开李嘉仲手上的绳索。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终于让李嘉仲脱险了。

黄作楫不便出门，对李嘉仲从南昌港口到九江港口再直到汉口港口的安全保护也作了精心的安排，黄作楫委托自己的叔父黄雲龙（时任江西泰和县禁毒局局长），先行到南昌潮玉州渡口等候李嘉仲（吉安到南昌顺水乘船只要一天），作为禁毒局局长，与侦缉队有类似的工作特性，黄雲龙也有良好的应急处事能力和人际关系，黄雲龙一路护送，起到了安全保障的重要作用。李嘉仲作为一个通缉犯，能够安全抵达重庆，这与黄雲龙的通关能力与幕后的工作是分不开的，白色恐怖下，不排除有人受黄雲龙之托在暗中保护李嘉仲。

李嘉仲回到重庆后，还处于被全国通缉中，甚至被其一些亲人赶出家门（《李嘉仲：北培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一文有专门介绍）。

四、李嘉仲和黄作楫初心未泯，在恶劣的环境下，革命信念依旧强烈，黄家几口人因隐藏李嘉仲被捕入狱

1927年5月，李嘉仲脚伤已没有大碍，准备返回重庆，一听黄作楫说曾天宇准备组织泰和暴动，就毫不犹豫地留下了。曾天宇和黄作楫同年考上中国大学预科班，也是江西大革命重要的参与者，曾天宇被称之为“江西革命三杰”（袁玉冰、方志敏、曾天宇。）之一，他曾组织了著名的万安暴动。李嘉仲和黄作楫两人一起，走了几十里山路，前去参加曾天宇欲组织的泰和暴动，可惜泰和暴动因准备不足，还未开始实施，曾天宇就被两个团的国民党士兵包围在自己的村里，最后壮烈牺牲。

吉安处于中国革命运动的风暴中心，“十万工农下吉安”、“红军九打吉安城”，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蒋介石的“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过一个”的反动政策也在吉安执行的也最彻底，1927年6月，当时形势急转直下，李嘉仲无法离开吉安，又在黄作楫家居住了一段时间，直到1927年8月，李嘉仲才在黄作楫的精心策划下，冒险返回到了重庆，其通缉令没有解除，在白色恐怖下，李嘉仲在重庆继续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最后不得不离开重庆到小县城任教为生。

李嘉仲返回重庆后的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具体时间不详），黄作楫家藏匿八一起义通缉犯的事情，不知从哪个渠道被透露出去，黄作楫假疯的事情也被曝光。黄作楫的妻子和妹妹因此被捕入狱，黄妻在狱中生下了头胎黄华梅，由于长时间睡在地板上，黄作楫的妻子和妹妹轮流抱着婴儿睡在各自的肚子上，黄妻一只手落下终身残疾。黄作楫的女儿在2012年看了电视剧《红岩下的追捕》中的小萝卜头后，戏称自己也是“监狱之花”。

黄作楫在李嘉仲离开后，到福建漳州当了一小段时间的中学教师，又返回到了吉安农村家中，恰逢“十万工农下吉安”，烽火连天，彭德怀元帅的红五军路经吉安唐福老屋村（2024年该村被列为吉安县革命教育基地，墙上尚存有大量的红色标语），黄作楫热情地邀请红五军入住村庄一周，并与彭德怀进行了友好的交谈。由于南昌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天，黄作楫被吴玉章奉命救助四川党代表李嘉仲，化了一年多的时间，黄作楫未能与南昌八一起义部队同上井冈山，彭德怀的红五军到达吉安唐福老屋村之后，黄作楫的革命激情再一次被点燃，他随红五军上了井冈山，加入到了萧克将军（萧克早年属朱德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的学员，黄作楫曾任第三军军官教导团政治教官）的部队，实现了革命到底的愿望，完成了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后续的壮举。

黄作楫没有留下任何相片，也许在上面这张相片中

黄作楫一辈子没有留下任何相片，也许黄作楫在上面这张相片中，其原因：1、黄作楫是南昌朱德北伐军第三军的政治教官，2、黄作楫系江西早期的共产党员。黄作楫现仍然健在的两个儿子，一个93岁、一个87岁，都无法辨认相片中是否有父亲，父亲53岁去世，据他们说一辈子没见过几次父亲。

1978年，时隔51年，78岁的李嘉仲到吉安探访黄作楫，特意去找了当年离开唐福村前往吉安县城住宿的客栈，并趁机找到了黄作楫的姑夫，在其所开的药店吃了中餐，黄作楫的姑夫应该告知了李嘉仲1928年8月离开吉安后，因事情暴露，黄家几口人因李嘉仲而坐牢的事情，李嘉仲也知晓了黄作楫身故的消息。他带着一生的遗憾回到了重庆，写下了几篇被黄家救助的回忆录，涂改得比较多，对于黄作楫受陷害之死与黄作楫及全家人对自己的鼎力相救，李嘉仲有非常多的感动与内心的挣扎，出于时代背景的原因，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的李嘉仲，他无法感恩、甚至无法定稿，只能避重就轻。1980年，病榻上的李嘉仲向来访的记者说出了江西黄作楫的名字，这也许是李老人生内心的最后一次救赎，1981年，81岁的李嘉仲病逝于重庆。

本文最初发表于2025年8月27日微信公众号《第三只眼睛凝视世界》，原标题《<历史是有温度的>第四章追索片段》

作者简介：林毓铭，男，现年70岁配资交易软件，管理学博士，在职工作期间曾出版学术专著、合著、译著、教材、大型工具书等43部，发表学术论文274篇，包括许多国内权威刊物，参与各类学术组织20多个。65岁退休后跨界进入文学领域，出版诗集2部、散文集2部、待出版的长篇传记文学1部。作者现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网专栏作家和高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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